【文/秦测皓】

去年冬天，在平衡学会的部分支持下，我在东盟五国（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开展了长达一个半月的调研。通过这次调研，我对中国-东盟之间包括新能源汽车领域在内的经济发展合作有了更清楚的观察，也对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历史文化羁绊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今年6月，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与重庆方面共同举办“中国汽车重庆论坛”，我有幸参加论坛，并与主办方合作组织了一场以“中国东盟电动汽车合作”为主题的研讨会，邀请了东盟国家的代表共同参与。会议的交流印证了我在东盟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共性问题，也帮助我完善了关于深化中国与东盟新能源汽车合作的思考。

新能源汽车产业无疑是中国新一轮产业升级中表现最亮眼的领域之一，这些年我投身于该产业的研究，正是看到了它在未来中国深化产业全球布局中的重要作用。东南亚地区和中国一衣带水，产业结构相对健全，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第一站。东南亚对气候治理的坚定承诺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优势相向而行，但也存在着若干挑战。

实际上，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并非一个简单过程，在新能源汽车的案例中，我将其总结为从“产业”出海到“生态系统”协同出海的多重维度。以新能源汽车合作为牵引，中国和东盟在绿色转型上的气候合作，有望书写区域现代化的新篇章，引领“绿色东亚”的复兴。

面向东盟：“双重变革”下的战略考量

（一）行业变革与世界变革

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促使百年汽车产业发生变革，汽车作为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面临着向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压力。这使得新能源汽车成为发展新方向。同时，全球主要汽车国家纷纷出台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推动汽车产业从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变革，加速了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市场格局重塑及产业链重构。

尽管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抢占了先机，但就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而言，“内卷”无疑成为近两年来最火热的话题之一。2025年5月，面对新一轮来势汹汹的“价格战”，工信部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做出了加大对汽车行业“内卷式”竞争整治力度的重要表态。毫不意外，如何解决“内卷”难题也成为重庆论坛的讨论热点，尽管充满唇枪舌剑，但不难看出行业内部正逐渐形成对内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同时对外加速推进国际化、角逐全球市场的新共识。

而推动新能源汽车国际化，同样也是中国与全球各国携手面对世界变革的重要路径。2025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多重冲击，其中“特朗普冲击”效应尤为显著。

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通过高额关税政策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秩序，遏制世界各国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削弱了全球气候治理协作框架，且废除了拜登政府《通胀削减法案》对于新能源产业的补贴政策，在一些美国人看来，这是重新开起了加大化石能源开采和消耗的“历史倒车”。

此外，特朗普对于传统燃油车的大力支持以及与马斯克关系的微妙变化，使得作为全球脱碳重要力量的特斯拉前景堪忧。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对全人类可持续发展事业的“反叛”，让世界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值此世界变革之际，2025年5月，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定心丸”。峰会的《联合声明》强调了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地区团结和国际法在应对共同挑战中的重要性，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平衡，重申了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将绿色经济技术等新兴和未来产业作为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不难看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乃是中国与东盟以及海湾国家合作的重点所在。

2025年尽管是多事之秋，但同时也是“万隆会议”70周年，继承和发扬“万隆精神”，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在变革时代反对霸权、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从业者的历史使命。

万隆会议博物馆图源：作者提供

（二）发展与安全的双重考量

在“双重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正成为中国“破局”的关键所在。自2023年10月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以来，中欧汽车产业的结构性矛盾就日益凸显。在中美贸易战的前车之鉴下，加大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合作无疑是克服挑战的不二法门。而之所以聚焦于东盟，不仅是因为东盟正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生产和消费新的增长极，也在于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对于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根据中汽协的数据，尽管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达到586万辆，同比增长19.3%，但受欧盟反补贴的影响，新能源汽车出口仅128万辆，同比仅增长6.7%。根据乘联会数据，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除最大的欧盟市场外，第二大区域市场便是东盟市场。

除贸易外，如今东盟还是中国车企争相投资建厂的热土，仅泰国就吸引了中国7家汽车主机厂建厂，且在2025年规划了高达60万辆的新能源汽车产能。中国车企在东南亚生产的右舵新能源汽车除了满足区域内的需求外，还大量向英国、澳大利亚等同为右舵市场的国家出口，而后者同样是全球重要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由此足见东盟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意义。

此外，东盟自己也正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由此实现能源安全、气候治理和产业升级的三重目标。2023年5月的《东盟领导人关于发展地区电动汽车生态系统的宣言》强调了电动汽车对于东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作用，承诺发展由东盟所有成员国参与的电动汽车生态系统，并将东盟建设成为全球电动汽车行业的生产中心。不仅如此，东盟各成员国也有汽车电动化转型的战略目标，并各自制定了诸多产业政策和脱碳时间表。故而，从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势头来看，东盟无疑是需要重视的战略要地。

东盟是中国“一带一路”外交的重点区域，且是“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的首倡地区之一，中国—东盟的产业合作具有额外的和平安全溢出效应。在“特朗普1.0”时期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后，东盟很快便在2020年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后多年，中国与东盟持续保持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此外，东盟人口数高达6.85亿且年龄结构非常年轻，未来有望通过承接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实现发展，提高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进一步加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近来，历时数年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全面完成，自贸区的升级增加了“绿色经济”等章节，有望促进双方产供链深度融合，推进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会促进中国和邻居之间的利益捆绑，进而促进区域的和平与安定，一个团结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有利于双方应对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

绿色合作：从“产业”出海到“生态系统”出海

全球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与传统燃油车产业不同，新能源汽车产业本身已超越“单一产业”的范畴，演变为一个融合多重产业要素、依赖体系支撑的“生态系统”。传统的燃油汽车经过百年的发展，技术路径成熟，产业边界相对清晰。但新能源汽车的“生态系统”不仅覆盖动力电池生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电力能源供应、废旧电池回收等全链条环节，还离不开政策法规引导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协同推进。

基于此，我在重庆论坛期间提出：新能源汽车“生态系统”的转型与合作，绝非汽车企业和汽车产业本身的力量与合作可以实现，这需要中国的公共部门与各国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一道，建立跨国、跨领域的合作与协作机制。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化，众多中国汽车制造商纷纷在东盟投资建厂，尽管已取得诸多成果，但双方的合作仍然停留在单纯的产品与技术输出，而在新能源汽车发展路径的经验共享、政策的协同制定、标准的协调统一、人才的联合培养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拓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东盟的新能源汽车合作呈现出“多重维度”，不仅聚焦于产品和技术的“硬件”维度，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制度、教育和服务等“软件”维度。

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中国东盟电动汽车合作”研讨会。图源：作者提供